聿文视界：民营企业家是中共自家人？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9月27日召开的一场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又说了那句对民企来讲似乎是“暖心”的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所以说“又”，是因为这句“名言”习近平也讲过，而且讲了两次。一次是2018年11月，习主持召开民企座谈会，当面对与会民营企业家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一次是2023年两会，习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要“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中国当局“有求于”民营企业家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看，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特别是这个人在外人看来比另一个人强势时——用热情的语言说，你和我是自己人，那多半表明说这话的人不是真心把对方看成自己人，而是有求于他。当局的经济高官，甚至习本人，如此“友好”地对民营企业家表态，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状况出了严重问题，“有求于”民企。我们从这三次讲话的背景就能明白这点。

2018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等奇谈怪论一度在中国舆论场甚嚣尘上，而在此前后，国企趁着民企经营困难，大量参股民企，搞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局也在一些知名民企建立党组织，这些动作被舆论解读为当局要推行“新公私合营”、“加强企业党建控制民企”，从而弄得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无心投资扩大生产。很多民营企业家可能此时就已做好转移资产，移民国外的打算，一些先行者更是开始了这方面的行动。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持续恶化当然有复杂的成因，而所有原因在现实中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民企这个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大踏步向前发展的机器，失去了前行动力，熄火了。此种状况并未因当局表面上重视民企有所好转，相反，在疫情三年，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疫情过后，民企依然没有太大起色，导致中国经济萧条加剧。连央行前行长易纲在前不久都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通缩，以致9月政治局会议罕见讨论起经济问题来，因为如果不给经济加燃料，今年5%的经济增长率注定要落空。

为什么民企一熄火，中国经济就凉了？原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的分量太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民企也已超过30家。这些数据都是当局的统计数据。由此可见，民营企业家如果躺下，中国经济岂能受得了？此乃习近平和中国官员不得不用和民营企业家攀亲戚，说漂亮话的方式，去打动他们。

“自己人”说法实则透露民营企业家和当局不是真的一家人

然而问题在于，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中共真的会在内心认同他们是自己人？姑且不论中共的创党宗旨是要消灭剥削和私有制——一些人以此来批驳当局说法的虚伪，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批驳没有抓到要点，虽然中共的党章上还这么写着，但它确实不太可能、也不会去消灭私有制，因为就如上面的数据显示的，以今天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分量，完全消灭私有制，也就等于消灭中共自身，何况很多中共党员、官员或者他们的家人，就是资本家。

其实，正是“自己人”这个说法本身，透露出民营企业家和当局，并不真的是一家人。还是借用日常生活经验，真正的一家人，比如亲人之间，很少会去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一旦这样说了，反而显示两人关系的生分。当局对民营企业家这么讲，是因为之前对民企伤得太深，而对民营企业家一种话语上的安抚，好让他们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和当局共度难关。但这种出于实利目的的“自己人”说法，在现实中碰到财产纠纷等利益纠葛时，很容易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即我和你不是自家人。

不妨举顾雏军的案例来说明这点。顾在这几年里，一直在为要回自己被地方政府抢夺的财产孤军斗争，他的遭遇典型地揭露出当局“自己人”的说法是多么虚假。

顾雏军遭遇戳破“自己人”的虚伪说法

顾曾是中国的知名企业家，发达时拥有五家上市公司，最有名的是科龙电器。然而，2004年的一场顾郎之争和国有产权大讨论，把他推到风口浪尖，被左派指控为侵吞国有资产，随后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处罚，后者还和广东地方当局联手制造八条罪名构陷顾，致使顾在翌年锒铛入狱，被佛山法院判处10年徒刑，他拥有的五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权、八千多亩土地、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几十亿元的设备、资金，也悉数落入政府的口袋。

顾2012年被提前释放，由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讨要财产的维权之路。他那幅戴着纸糊的高帽，上面写有“草民无罪”的图片，成了中国企业家控诉政府的经典图片。2017年年底，顾案和其他两起案件成为中国当局挑选出来平反的三起涉产权的典型案件，当局目的是通过这三起案件的再审，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依法治国，平等保护民企产权的国家，以让民营企业家宽心，重新恢复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和信心。

于是，最高法在2019年4月判决撤销和推翻之前佛山法院立案并逮捕顾的所有罪名，可唯独留下了挪用资金罪这个“尾巴”。所谓挪用资金罪，是指顾控股的科龙电器公司，向其私人公司的还款，被法院强行定义为挪用资金。但在法律学者和评论人士看来，这是一个“疑似”证据，最高法保留这条判决，是要给顾案留下一个莫须有的有罪尾巴，为的是宣示：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主要罪名也是对的，但别想着要回财产。

果不其然，顾在最高院的再审判决后，通过行政复议，向安徽合肥、江苏扬州、江西南昌、河南商丘、湖北襄阳等地方政府的省市长申诉，要回被它们抢劫的财产，他这几年重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可惜，全部遭到拒绝，一分钱也没要回。今年8月，愤怒的顾给总理李强寄去举报信，反映自己讨要财产的遭遇，亦无音讯。绝望之余，顾9月25日使出最后招数，公开向江苏省纪委书记举报扬州市政府重大贪腐案。

我之所以详述顾的维权遭遇，是想说明，即便被当局钦点、“有心”要平反，将之做成一起平等保护私人产权的标杆案件，可一旦涉及地方政府的掠夺财产行为，后者还是以种种借口，乃至预先留一个法律判决的“尾巴”，不能还给你。当局这种手段和做法，显见不是要把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因为这世上在自家人间，为财产设局诬陷之事虽也有时发生，却并不常见，而于事情败露后仍以种种理由拒绝归还不义之财，就更少了。几个地方政府在顾向它们索要自己的财产时拒绝还给他，这不太像是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决定的，而是上面在统一、协调这个事情。换言之，当局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面子，保护某些官员，不让这些被地方政府掠夺的财产归还给顾，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局不会停止对企业家的财产掠夺

产权的本质就是财产权，不能说，我承认你的产权，但把你的财产在法律的名义下抢走，仍然是在保护你的产权。当局拒绝归还顾的财产，说白了就是如此。而这不仅仅发生在顾一人身上，那些被当局判刑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和个人资产，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形式下被没收。很多被没收的财产事实上并没进国库，而是进了一些官员或者他们的关联人的账户。如果一边高喊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一边采取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要想民营企业家对当局有信心，怎么可能？

这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危机的加重，当局想要给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打亲情牌，虽然比起前些年的恶劣态度来，终究是要好点，且当局确实也在调整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出台政策缓解企业家的怨气，但现有的做法远不能消除民营企业家对政府长期限制和打压他们而积累的不满。不在财产这个根本问题上切实解决中国企业家的忧虑，他们和当局的关系最多是貌合神离。当局尽管明白这点，可政府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作为个体的官员对财产的贪婪，让他们在这个体制下不可能真正去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反而一有机会，还要去掠夺或者变相掠夺企业家的财产。现实一再印证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