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大家谈：郑州瞒报揭示体制性弊端，水灾如此疫情如何？

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去年河南特大水灾调查报告，首度披露省会郑州死亡380人，其中多于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被刻意瞒报。当局对89名官员问责，其中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另有八名工程项目负责人因郑州地铁水浸事故被逮捕。

去年河南水灾举世震惊，海外媒体与中国官媒曾就死亡数字进行过激烈交锋。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否认瞒报的可能性，认为“在我们的体系中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下的瞒报动机。”现在退休后的胡锡进感慨万分，称“瞒报在一些地方真的是个顽疾，悲。”

为什么欺上瞒下在中国屡屡发生？数字造假仅仅是“地方顽疾”还是中共的体制性弊端？河南水灾已有初步结论，武汉、西安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未来会不会出现胡锡进式的遗憾？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即使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河南水灾的调查报告，并披露了郑州死亡人数瞒报的问题，这也仍然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

他说：“这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也没有完全打消人们的怀疑。网上流传一张无人机拍的照片，画面上是郑州水灾被淹、被遗弃的小汽车。一眼望去，少说有1000多辆。可是国务院调查报告说的总共只有247辆车被淹，而且说，车主和乘客没有人死亡，这就让人很难相信。去年德国也闹水灾，也死了不少人。德国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亲友可以去查对。中国政府又没有这么做，又没有独立的媒体，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调查。所以它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

他说：“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中，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既然这两种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么瞒报数字造假在中国体制中当然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升迁是看所谓‘政绩’，是上层领导眼中下层官员的政绩，造假出来的好看数据自然成了升迁的重要依据。而由于没有独立自由的媒体揭发，没有独立的司法，瞒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百通、屡试不爽。只要把上面瞒住，一切都稳了，所以为什么不瞒报和造假？那种巨大的利益引诱，挡也挡不住，这是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瞒下、屡禁不止，成为制度性的顽症。你禁止得了吗？我想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也表示，瞒报在中国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郑州水灾的瞒报与中国的疫情瞒报就有一定关联。

他说：“水灾中的瞒报与疫情中的瞒报当然是有关联的，不过两者也有区别。水灾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中的瞒报是出自最高层。前年(2020年)1月27号，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正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我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以为在专制制度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到后来，连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谎言系统蒙蔽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大跃进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下面使劲吹牛皮，牛皮吹破天，上面的人居然还都信了。大跃进都已经饿死人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开会，还说粮食吃不完了怎么办呢？他自己都信进去了。不过在那之后，共产党也吸取经验教训。现在的党中央对重大问题的信息，一般都有两套获得信息的系统，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不公开的。就拿前年武汉封城(来说)，你要查一查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说1月23号湖北全省的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是17例。可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SARS事件，单是广东的病例都是1500多例，北京高达2000例，可是SARS期间没有封城。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那么低，为什么要封城呢？可见当时的中央一定要另外一套数据，比公布的数据要大得多、要可怕得多。后来我们也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建的团队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们团队内部调查统计的数字，要比同时期官方公布的数字大20几倍。所以在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中央掌握的数据要比公开的数据大几十倍。所以在疫情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当然存在隐瞒的问题。但他的隐瞒是瞒下不瞒上、瞒外不瞒内。外面的人不了解实情，内部人是知道实情的；下面的人不了解实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断，这次在疫情问题上一定存在更多的瞒报。”

这次国务院调查和中纪委问责爆出的信息量很大，原因就是郑州主官、市委书记徐立毅据说是习近平的人，属于习近平的嫡系之江新军，而力主调查和问责的中央大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以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共派系斗争、尤其是习李关系的问题上做文章。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表示，郑州问责是党内派系斗争势力均衡，另一种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他说：“我认为大概率应该和派系斗争有关系，这就是另外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虽然体制外的民间没有独立的媒体，看不到黑箱里面的罪过或者失职，但是派系斗争的存在使得体制内有了另外一双眼睛，产生了某种体制内的监督功能，增添了一点透明性。但是这种监督功能，只有在派别力量达到基本均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时候，才可能显现出来。当力量悬殊很大的时候，是无法产生真正的监督效果的。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上闯下大祸，饿死了许多人。虽然1959年彭德怀‘万言书’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然而不但没有起到问责的效果，彭德怀本人反而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本来要揪左的毛泽东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他的极左路线，直到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殍遍野，毛泽东才不得不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稍稍做了退让，退成了太上皇，让刘少奇等人在第一线主持政务。但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仍然没有与毛泽东的权势达成基本均衡，毛泽东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他联手林彪，几年后就把刘少奇活活整死。所以双方权势的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半年前，李克强和现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就没有把事情做到底，就做不下去，但现在就能做下去。所以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这才能使派别因素产生某种制衡的作用。”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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