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劳动节仅两团体请愿及摆街站 社民连指警方加强监控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正式实施一个多月之后，星期三迎来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这是香港连续第5年没有团体发起劳动节游行争取工人权益，这次只有两个公民团体分别请愿及摆街站，包括社民连4名成员到金钟政府总部外请愿，争取“生活工资”。

他们批评警方在23条立法后加强监控公民组织的活动。 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去年申请5-1游行后一度被警方带走问话，并撤回申请。他今年在荃湾摆街站，争取清洁工人权益。他还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及问候 ”。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五一劳动节，在香港无论建制或民主派的劳工组织都会发起游行或集会，争取劳工权益，新冠疫情下当局以限聚令为由，禁止劳工团体发起游行集会。

社民连五一请愿争取生活工资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4名成员星期三到政府总部外请愿，他们手持写上“工人权益摆一边，老板要求大过天”等字句的横额，以及一个“穷光蛋”道具，讽刺政府花大钱搞“夜缤纷”活动，但工人们变成“穷光蛋”，不能享受社会的劳动成果。

社民连促请港府设立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失业援助金等，并提倡将最低工资调整为“生活工资”水平，订为每小时61.5港元(约7.9美元)。

香港连续5年没劳动节游行“教人唏嘘”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宣读“国际五一劳动节声明”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后“社会全面复常”，但香港已连续第5年没有举办劳动节游行，因此认为“不禁教人唏嘘”。

声明表示，过去4年没有劳动节游行，香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民生不断恶化。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香港工人的实质工资从1992年9月到2023年12月，超过11年之间，只是上升了26.9%，但同期香港GDP扣除通胀后(以2023年市价计算)， 却已增加接近1.7倍。 低工资成为香港贫穷问题这个“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批最低工资是“贫穷工资”

声明批评，港府最近提出的调整，只是将最低工资“无效化”，以最低工资每小时41.8港元(约5美元)计算，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日、每天8小时，扣除强积金后 月入只有9,152(超过1,170美元)，以一家四口的双职家庭为例，最低工资将会比贫穷线还低，最低工资实际是“贫穷工资”！

社民连前主席黄浩铭表示，港府最近承诺最低工资每年一检，并且“只加不减”，但最新的加幅只有1.8港元，即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只有41.8港元(约5美元)，他认为是香港的耻辱。

黄浩铭说：“(最低工资)工作一小时，原来是换不到一顿饭的。”

质疑工联会不办五一游行呼应夏宝龙

社民连内务副主席余炜彬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工联会今年以香港已踏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为理由，不申请举办五一游行，但又举办一系列劳动节活动，令外界怀疑是回应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游行不是表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他认为这样只会令工人没有发声争取权益的渠道。

余炜彬说：“民生这些利益议题就很容易被人‘劫’(当借口)，但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游行，即是真正由基层会员、由工友自己发声的话，我们怎样能够确保工联会 或者工会的领袖讲的说话就真是工人的心声呢﹖”“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今日(劳动节请愿)的安排，我们只有4个人，真的非常之可怜，但是最可怜的是香港工人，是5年都没有劳动节游行。”

23条立法后警方加强监控公民团体活动

余炜彬又表示，社民连势孤力弱，加上去年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申请五一游行后突然被警方带走问话，今年没有再申请游行，他又认为就算申请都不太可能获得批准 。

余炜彬说：“黄迺元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失踪，然后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说是因为‘不由自主’的原因；是要取消这个(五一)游行的申请，甚至连(去年 )三八妇女节的游行，都是搞不了。即是我们(社民连)几个人都受到警告，即是所以就是，问题是这几年来不要说是五一游行，是任何游行都没有，所以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去申请(五一游行)，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力量微薄，真的背不起这个‘鸡头’(发起人)。”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表示，23条立法后警方对公民团体举办活动加强监控，甚至派出超过20警力全程录影拍摄社民连五一请愿行动，连接受传媒访问都全程录影，这种情况以往较少见。

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和前干事杜振豪去年取消申办五一游行后，今年改以清洁服务业职工会及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名义，星期三下午在荃湾港铁站外摆设街站，向市民讲述垃圾征费对前线清洁工人及物业管理人员的影响。 他们摆立街站时，有多名军装警员在旁戒备，亦有警员上前查问。

黄迺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的经历最难忘是做不到五一游行这件事，但是碍于法例所限，不能够公开事情的细节，亦因为去年的经历，今年不再申请五一游行，他又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及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