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黄榆说：末世乱局下的希望-中国白纸革命两周年回顾

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白纸革命的两周年纪念日，原本有无限的感慨，却难以倾吐，周遭的年轻人和过来人莫不如此，甚至官场中人亦无语。人们都在唏嘘不已，眼看着时局一天天败坏，却无可奈何、无法言说，也不能有所作为，仿佛与这几日中国大地的寒潮相互感应，只能坐视时局恶化。

这就是中国的白纸革命爆发也是新冠疫情管控结束两周年后的人民感受，“后革命”的情状。中国正陷入几十年来未有的社会萧条中，大多数人每日忙于生计糊口，几乎无力去回忆三年“封控”期间的悲惨，只有两年前深秋黑夜里年轻人高举“白纸”的影像还深深烙印在人们脑海深处，形成抹不去的一代社会记忆。

理论上说，即便现实生活什么都没有改变或者越来越糟，仅仅这一点的留存，恐怕就是白纸革命最重要的遗产。据此，我们才可能再评估白纸革命被忽略、被扭曲的历史意义。

无共和则大乱

如果回看新冠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这三年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紧急状态”，虽然这一紧急状态从未正式宣布过，更是野心家们静悄悄地借机修宪、废除共和的一场政变：在经过十年的集权和控制后，两千多人大代表在2022年春天通过了废除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宪法条款的修宪建议，并在当年秋天由几乎同等规模却大致重合的党代表参加的执政党“二十大”上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和大会决议。

其结果，无论从实践、法律、还是理论上，2022年的这一连串政治行动都将废除了1949年之后乃至1912年以来的共和国制度，转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体制，即相对于传统君主制而言的依托政党和官僚机器进行统治的现代独裁体制。不能不说，如此恢复君主制一般的国家领袖终身制，是将领袖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 也是对执政党中共建党初心和百年牺牲的最大背叛、对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现代化追求的极大反动。由此，中国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乱世的开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十大”召开仅仅一个月后，在对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的悼念中，白纸革命爆发。短短几天，抗议从上海和北京街头迅速演变为全国性抗议，超过70所大学校园里的大学生们举着A4白纸进行无声抗议。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北京当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无措，执政党的决策机关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时间停顿了下来，如同大醉后的“断片”空白，实施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也在一周后土崩瓦解。

这种荒谬的“体制断片”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与外界甚至独裁领袖们自己想象的极权主义都截然不同，堪称被“白纸革命”戳穿后现出的本来面目，充满了僵化、颟顸、腐败、和无能，才有疫后各项复苏政策的迟缓和经济民生的迅速衰落，各种乱像仿佛末世情景一般涌现。

以媒体报道国防部长董军被调查为例，“二十大”后两任防长先后因贪腐问题遭到调查，连同前任魏凤和就是三任部长，与司法部长先后三任落马相同，几乎再现了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屡遭革职的情形。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显示了中国极权主义进程中官僚政治的腐败如何加速、以及在这些部级官员之上、领袖身边的寡头斗争在三岔口一般的黑箱舞台上有多么激烈。

更重要的，这种烈度之高和规模之大超出想象的系统性腐败，已经超过十几年前改开年代里“作为润滑剂”的腐败程度，这是只有私人-寡头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或者如失败的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墨西哥才会出现的极端腐败，也就是来自最高层的政治腐败即政治领袖在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情形下导致的绝对腐败。但在当下中国，这种腐败则是通过2012年以来逐渐否定改开、屡次发表“坚决不改”的政治声明所创造的，几乎就是绝对主义封建王权体制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的翻版。

如此，才能理解中共2022年废除共和后天下大乱的根源：官僚体制在“坚决不改”的庇护下，对待白纸革命还是疫情后的复苏，集体采取了绝对躺平、自利、和滥权的立场。以致于整个防务体系、国企部门、官僚体制充斥着腐败，他们对民众、民生、民意报以绝对的掠夺、吝啬和冷漠。

如此，才有内政方面迟迟不决，执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迟到2024年中才召开，甫通过所谓让步文件后不久就发现可以归入“历史性文件”了，而秋天以来面对突然而至的大衰退，仍然拒绝实质性、人民本位的政策调整，只有官僚体制内部的腾转挪移，更不敢如期召开“四中全会”。中国的政党生活已然失序，沦为领袖和寡头把持的私人国家，也沦为王朝政治在内廷和官僚之间的混乱斗争。

无社会则相残

所以，在这种政治混乱情形下，在白纸革命两周年后，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似乎再次回到了革命前夜的状态，人民再次陷入“清零”一般姑且苟活却没有出路的绝境，这本是两年前年轻人愤而上街争取自由的抗争动因。只是，两年后的绝境范围更大、更容易感知，人民普遍找不到活路，也看不到希望，社会层面的大乱因而开始。

这种大乱因共和之死而生，也因社会瓦解而致人相残，上演了现代版的人相食。也就是从今年9月吉林攻击美国教师、深圳刺杀日本儿童以来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频频发生，提醒世界，中国社会正在出现巨大危机和动荡。

然而，北京当局的第一反应是筛查和抓人，并在中央媒体上以社论形式做徒劳的喊话，而不是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犹如2009年“7·5”事件爆发后的应对，不是正视南疆的贫困，而是将整个民族看作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进行集体镇压，消灭他们的社会，进而将大部分社会报复性质的暴力归结为政治性的、追求分裂的恐怖主义。

在疫情后的中国主体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却反向的暴力浪潮：在公民社会被逐渐瓦解、消灭之后，人民陷入了人自为战的原子状态、残酷的遵奉社会丛林状态，与公民社会紧密依托的中产阶级也在疫情期间整体下沉，最后往往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中产阶级选择了社会性报复的屠杀，一种选择与社会共存亡的集体性自杀暴露他们的困境，而不是像早十年的富士康工人或者疫情后同样面临压力的底层阶级那样选择个体自杀结束自己的困境。

这是一种社会缺失后的人类相残，其残酷性一点儿不亚于大饥荒时代的人相食。但若从白纸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恶化与其说是经济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社会缺失的结果。从有限的个案当中，人们都能看到，下沉的中产阶级不仅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反而在失败后被迅速抛弃。这是他们最终选择用车辆碾压无辜群众的心理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再看白纸革命中那些勇敢的青年人和中年市民，当他们悼念远方的受害者、当他们呼喊自由的时候，就是显示公民社会的存在，在保卫中国的社会，保卫中国的共和制度。如果考虑到他们的非暴力抗议与他们所面对的独裁者的暴力对比，更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勇气恐怕一点儿不亚于110年前发起护法运动的蔡锷。

在这个意义上，从他们身上，从自己的记忆里，在两年前的今天，人们在中国的末世乱局里看到了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