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中国商人政治沉默，两国企业家的不同命运
台北 —
2024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球知名的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亲自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站台，成为特朗普阵营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自由环境赋予商人如马斯克在政治中直言不讳的权利，这与中国商人对政治避而不谈、保持沉默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斯克作为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执行长，还掌控着前身为推特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X，拥有超过两亿粉丝。他不仅公开宣布支持特朗普，还多次在特朗普的竞选集会上为其站台造势，并宣称选前将每天赠送100万美元给七个“摇摆州”的登记选民，条件是签署支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权利”的请愿书。此举引起美国司法部的关注，警告其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马斯克也曾在访谈中称，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若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将威胁美国民主，并批评民主党可能通过非法移民扩大选民基础，使美国变成“一党独大”的国家。
尽管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争议，但他无疑是迄今为止支持特朗普的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凭借其财富与名气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福布斯》(Forbes)杂志10月24日报道称，截至10月16日，马斯克已向其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投入逾1.18亿美元，以支持特朗普；而前世界首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捐赠5000万美元给支持哈里斯的竞选组织“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据《纽约时报》报道，盖茨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感到担忧，在与前纽约市长、彭博社创办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讨论后决定捐款。布隆伯格是“未来前进”的最大金主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马斯克等美国商人可以公开表达对政府或政策的立场，并自由选择支持的政党和总统候选人，这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多元包容性，而这种自由对于中国商人而言遥不可及。
三角转换
台湾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镇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一个传统上比较重商的国家，形成“产官学”三角相互转换的关系。美国许多财政部长和政府经济顾问都来自华尔街。例如，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卸任后也进入投资集团任职，特朗普时期的首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则曾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执行长。这种“商人参政”文化使美国企业家对政治直言不讳。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李镇宇解释，中国自古以来以“士农工商”为序，商人地位最低。中共认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导致共产党对大型企业保持戒心，担心它们会威胁党的控制。“他希望的是每一个企业都是小小的，然后就是听话的，所以你只要对着中国的这个政策有抵触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李镇宇说。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曾公开批评中国监管部门扼杀金融创新，其创建的在线支付服务支付宝也已经大到威胁到中国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再加上蚂蚁集团因涉及政界利益导致马云本人被当局打压，IPO计划被中共当局搁置，并遭反垄断调查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款。
中国另一金融大亨、明天集团创办人肖建华则于2017年被捕，《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肖建华充当中国太子党的白手套，帮助政治高层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不排除沦为习近平打击贪腐、排除异己的工具。肖建华在2022年被判刑13年后，他富可敌国的“明天系”也随之瓦解。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则因违反房企“三道红线”政策，被批评在企业危机时试图转移债务给国家，甚至采取“技术性离婚”以转移财富，最终申请破产保护。《亚洲周刊》称之为“金蝉脱壳”，即“财富入美、债留中国”。
恒大掌门人许家印是另一个被中共“收拾”的知名商人。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他违反了房企的“三道红线”政策，在企业出现危机后，不但不积极自救，反而将巨额债务甩给国家，想要国家来收拾烂摊子，同时又用“技术性离婚”来分割财产，并为儿子买巨额信托基金，将巨额财富转移到境外，在明知美中对抗的情况下，在美国申请破产，以保护个人资产。《亚洲周刊》称之为“金蝉脱壳”，即“财富入美、债留中国”。
一党独大
分析人士说，上述这些中国商界大佬，都跟中共权贵集团有深厚联系，一旦直接或间接违反习近平的意愿，就会变成习要去打击的对象。中国商人很难像马斯克一样，对当今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很难产生政治影响力，因为在中国的一党专制下，一切还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史鹤凌对美国之音说：“只要是一党独大的，没有公平的选举的，那么商界的领袖在整个选举当中，都不可能扮演任何的一个角色，因为你如果扮演像马斯克这样批评角色的话，你将来生意就不要做了。”
他表示，商人代表的是自由市场，在市场当中应当占据主导的地位，政府只是在市场解决不了问题时才介入，所以原则上来讲，商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应该是高于政府的，因为政府只是从旁协助的角色而已。但中国的情况却是相反，中国的商人实际上是依附于政府，只有当政府给予一定的自由度的时候，中国商人才可以在这有限的范围之内，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依附政治
史鹤凌解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中国政府“让”出一部分原来的控制权和自由度，商人才得以在这个范围之内来发挥自己的经商才能。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地位远远高于商人，商人得到的自由与权利都是政府或官员“恩赐”的。这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经商环境自由，商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政府。也因此，中国商人只要稍微成功、做大的话，中国政府就会开始介入，削弱其权力。
台湾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以稳固中央领导权威为最重要，排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是排在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希望商人是“配合”的角色，不要有太多的声音，以免成为他们在推动政策时的阻碍。
他说：“就是比较一言堂，希望企业能够跟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一致，不要有一些违反政府政策方向的一些言论。”
他说，中国的学界跟企业界在推崇他们本身的政策时，常常可以看到一种说法，就是“所有人都往同样的目标前进”，但这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如果制定目标方向者的政策是错的，会变成大家都往错的地方前进，对整体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大，这是一党专政体制的重大缺点。
此外，邱达生还说，如果中国的微信上出现了像马斯克一样有数亿粉丝的帐号，也应该早就被当局封号了，所以中国实际上很难出现像马斯克这样的商人。但他也说，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不一定全然都是对特朗普的正面拉抬效应，也可能会出现负面结果，激励反对马斯克的选民转向民主党。
生存之道
李镇宇补充道，近年来中国商界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因为中国讲求的是由上而下的计划性经济，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市场型经济。但事实上，在2013年之前，中国其实两种型态都有，那时的发改委通常在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就会开始下乡去跟所有的企业界访谈，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未来要怎么做。发改委会去收集这些企业家的看法与民调，拿回去作为施政参考。
“但是从‘十四五’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在’十三五’做到一半的时候，再往十四五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发改委下乡，就消失了，就是发改委就是完全Top-down这样在做决策，现在连发改委的权力都已经被收归到党中央，所以他那个经济的权力已经非常非常集中了。”他说。
李镇宇指出，中国商人如今的生存之道是只能“跳忠字舞”，对政策表忠称“正确英明”，但这种方式并非良策，“因为当所有人都站在船的一边，最后的结果必将沈船。”
史鹤凌也说，现在中国商人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对政治的真实想法”，因为一但对共产党提出批判或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不但生意做不成，甚至还可能身败名裂。
当马斯克遇上中共
虽然马斯克能够在美国的自由环境下直言不讳，但在中国，要想继续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他也必须像其他商界人士那样，要理顺他与中共当权者的关系。然而，他对特朗普的鼎力支持正使他的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前景复杂化。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10月28日)报道，在过去几年里，特斯拉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唯一一家在中国拥有全资生产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使其能够在中国市场获得较大优势。现在，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并加剧美中贸易战，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考验。
鉴于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中国政府可能认为马斯克能够在特朗普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有助于缓和美方在电动汽车和技术问题上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将给特斯拉在华运营带来压力，例如潜在的关税政策会影响特斯拉的供应链和生产计划。尽管马斯克主张减少关税，但他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可能会影响他在中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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