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试制度不改，“双减”只能令教育资源分配更畸形
台北 —
新任中国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被中国官媒称为是“最适合”执掌教育部的人选。面对沈疴已久的中国义务教育乱象，学者出身的怀进鹏未来将如何贯彻 “双减”政策，以有效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和校外培训的负担，将是横在他眼前的挑战之一。
双减政策能减负吗？
中共中央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中国民怨可谓沸腾，不仅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股价大跌，就连家长们也大多不领情。
中国部分民众说，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得起来。一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新科教育部长:“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很不满意的。”而另一位网民则直言批评他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些年成为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地说，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抽丝。看看吧！”
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怀进鹏上任后，只是贯彻执行已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么他担心，最后恐怕会让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孩子们，更难以翻身。因为，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看来，只是让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赵先生说:“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地出现，我自己感觉它(双减政策)只是会加重资源分配的更加畸形”。
换句话说，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双减”了，但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会换个面貌存在，不会消失。
“减负”沦为口号 压力不减反增
赵先生说，他的小孩入学多年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几年过去了，孩子和家长们共同承担的课业负担却不减反增。赵先生说:“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导学生的功课，而且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是全部正确的，就是老师要求你(家长)应该先批过一遍，把他(学生)错误的都改正之后再交给老师”。
除了繁重的课业，父母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放学后还要送他们去参加英文、数学学科类培训课程。这除了加重孩子们的课业压力外，校外培训班年年涨价，也让家长吃不消。赵先生说，他身边多数的上海年轻夫妻，月薪不过6、7千块人民币(美金1,080元)，但光是一门每周两小时的数学课，一学期就得花上7千元人民币，更别说一对一的英语外师，也涨到一堂45分钟的课要价600元人民币。他说，普通家庭若没有爷爷奶奶的资助，根本无法负荷。
对于“双减”这新瓶装旧酒的政策，赵先生说，很多家长根本看不到减负的曙光。他说，过去两周来，校外培训龙头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许多线下培训据点突然关闭，让家长群里几乎像炸开了锅般，接着就出现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忙乱景象:有人忙着将孩子往离家更远的据点送，而有人则是三五成群“开小灶”自己凑人数找地点，再请老师来上课，根本少有人响应中央的政策，让孩子自此和课后班说拜拜。
校外教培业去资本化
分析人士说，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不领情，源自于校外培训班虽是禁掉了，但升学主义和中考的门坎却没有改变。现行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仍只有五、六成，这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说什么也要让孩子提早准备，从小学和初中就开始拉开考试成绩，以便挤进那道升学的窄门。
对比家长的焦虑，这两周来，全中国号称有70万家、上千万从业人口、总市值高达八千亿人民币的教培产业者也是一片愁云惨雾，尤其是新东方等这些树大招风的龙头公司。
根据“双减”政策之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将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机构、也不准上市融资，甚至溯及既往，“已违规的，要进行整治清理”。这等于迫使培训机构必须“去产业化”、“去资本化”，立即剥离最赚钱的培训班，或是转型为提供文化或艺术等素质教育或是职业培训的机构。
“双减”出台后，中国各级政府严打教培业。湖北省多个城市宣布动用“扫黄打非”办公室，排查校外培训机构，而北京市场监管局则宣布，已查察各类在线线下培训超过6千家次。重庆更重手处理违规违法的培训机构多达984家。校外培训业者几乎跟犯罪画上等号，彷佛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
“双减”出台 教培业股价暴跌
“双减”一上路，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许多中概教育股股价一泻千里，其中，新东方、好未来等超过10家公司的年内跌幅高达八、九成。而据《中国经济网》报导，高途集团更宣布直接裁员三分之一，导致上万人失业。
对于官方把改革大刀砍向近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教培业，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大表赞同。他认为，教育本就不该朝私有化发展，因为容易变成以赚钱为导向。
谢国忠分析，官方以“减负”为名，严打校外培训业，真正想要减轻的并非学童而是家长的负担。他说，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暴露了中国生育率不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在此前提下，为了提高生育率，官方近期放宽“三胎政策”，但官方发现，年轻夫妻不生小孩的主因除了高房价和扶养成本外，每年动辄五、六万元人民币的补课费，也是扶养成本中沉重的一环，因此，生养小孩的时间和金钱负荷若无法减轻，家长们是没有信心生养二胎或三胎的。谢国忠说: “中国文化是吃苦耐劳的文化，但现在看到就是老百姓这个苦吃不起了，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你这个体制必须要改。”
人口和人才是中国维持国力最重要的战略。综合媒体的预测，如果中国新生儿的出生率持续走滑，205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将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达2500万以上，届时，人口将严重失衡。而2070年后，每年新增的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不到150万，远低于现在每年有87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投入职场。换言之，中国若无法翻转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5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禁外资限外师 强化意识形态
此外，“双减”新规也禁止外资通过收购、受托经营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除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外，也严格规范外籍师资，尤其“禁聘境外的外籍人员”，这等于直接掐断国外语言师资在线授课的途径。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滞留中国的外师越来越少，新聘外师也因为签证等问题无法入境，因此，近期无论是教培业还是公私立学校，都很难聘请到足额的外籍师资。
早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中，就曾有政协委员提议降低英文权重、并取消其主科地位。8月6日上海市教委更是剑及履及，直接宣布小学取消英语期末考试，引发民间热议。
教改反国际化 不利中国发展
中国教育开始排外或拒绝国际化课程，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绝非正途，尤其忽视英文教育对中国这个出口型的经济体而言，恐怕不切实际。王国臣向美国之音表示:“英语是国际的语言，所以你要跟全世界打交道或者尤其在科技独立自主创新的方面，你可能还是要仰赖美国的(语言)，或是仰赖英语去沟通、发表，譬如说像SSCI(学术期刊)”。
对于中国教改出现反国际化的声浪，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卢宸纬则认为，这和中共想控制的意识型态有关。她说，义务教育阶段形塑学童的国家及世界观，尤其共产主义国家格外重视价值观，因此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对外师使用境外教材，透过网络教学与中国学生互动的教学样态感到疑虑。
对照近年中国逐渐紧缩的政治氛围，卢宸纬和王国臣都直言，未来中国会在各校园强化意识形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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